而就在前几天最高法发布了反家暴典型案例，其中就包含此前备受关注的北大包丽案：

俩人当时是婚前同居且见过双方家长。结果男方因对女方以往的性经历心生不满，开始吵架并高频次、长时间、持续性的辱骂和PUA，甚至要求女友通过人工流产换取其心理平衡。长期精神虐待导致女方割腕、多次吞药，最终离世。

当初这起案件的审理争议极大：二人只是同居并未结婚，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，这种情况下男方该判无罪还是虐待罪？最终法院认定，他们的同居已构成实质共同生活基础，属于家庭成员关系，依法以虐待罪判处男方刑罚。可以说，此次最高检的新规，正是对这类裁判逻辑的明确与强化，进一步扩大了反家暴的保护范围。

不过新规一出，争议也随之而来。最直接的质疑就是：“不算家庭成员时，施暴可能按故意伤害论处，算成家庭成员反而只能定虐待罪，这岂不是重罪轻判？”

其实二者不冲突——家暴定罪需结合具体情节，最常见的就是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。长期的持续性的肉体和精神摧残都可能构成虐待罪；而无论是否长期施暴，只要单次施暴将人打成轻伤以上，就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，两罪可同时追究！

除了这个疑问，新规还引发了不少值得深思的争议，戳中大众担忧：

第一：“共同生活事实”的认定难题。新规的核心前提是“具有共同生活事实”，但标准模糊——稳定同居需多久？经济绑定达何种程度？这些细节并未明确，可能导致基层执法、司法自由裁量权差异大。

第二：受害者维权的落地困境。新规给出法律依据，但没解决“取证难、执行难”的老问题。精神虐待本就隐蔽，受害者难留完整证据，即便有也可能被对方辩解成“拌嘴”。

第三：不同群体的权利焦虑。男性群体担心被恶意利用，比如分手后被对方以“家暴”名义勒索，或误被认定为“同居家庭成员”后承担不合理责任；女性群体则焦虑维权会被“家庭纠纷”弱化，遭遇暴力报警后只被简单调解，得不到及时保护。

需明确的是，同居财产分割不受新规影响，按《民法典》规定处理：有约定从约定，个人财产归己，共同财产结合出资、贡献等分割。

对于新规，你怎么看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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