告知违法，不告知违心

首先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第39条明确要求“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、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、住址、工作单位、肖像、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。”

其次《母婴保健法》第9条规定“经婚前医学检查，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，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”，该条款中虽明确了医生应当提出医学意见，但也并未直接授权医生可以将婚检结果披露给患者配偶！

可见，医生若死守隐私，可能放任感染风险；若告知配偶，又可能违反条例。云南曾试点 “医生可告知配偶”，家庭传播率骤降一半，但全国多数地区仍无明确规则。目前在现有法律框架下，医生若严格按规定上报疾控中心，仅因未告知患者配偶而被过度追责，显然有失公允。若婚检结果仅提示风险却不能公开病因，那么疾控中心应该及时启动风险干预机制， 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前提下，采取合理合法方式向患者配偶提示医学风险，而非让医生独自背锅！

感染者的责任

其次，感染者的责任不能忽视！虽然两则案例中并未提及是否向感染者追责，但根据《刑法》中有关规定“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”，可能涉嫌故事伤害罪而承担刑事责任；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053条，婚前隐瞒重大疾病，配偶可以撤销婚姻并索赔！

婚姻中坦诚比制度更重要

但更值得反思的是：如果婚检双方能主动交换报告、坦诚沟通，很多悲剧可以避免。婚姻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，当法律在隐私和健康之间难以平衡时，双方的知情权和沟通更重要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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